我从小在三线厂矿里长大，这三线厂这个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有着特殊的感情，相比现在老死不相往来的格子间的生活，三线厂里那种大厂区、小社会、鸡犬相闻、邻里往来的生活，实在是让人怀念不己。那时候的夏天夜晚，下了班的大人们把椅子和折扇拿出来，围坐在楼下纳凉，小孩子们则成群结队的在周边玩耍，这是多好的一幅画面。从去年初开始，我一直想写一些关于三线厂里的生活，因为这种特定时期、特定地域下的特定产物，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我刚好赶上了，所以想把它写下来。写之前先转载一篇《中国国家地理》上关于三线建设的文章，先做个知识普及。

转载：三线建设，离我们最近的工业遗产

文：陈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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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到1980年，在中国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史称三线建设。虽然基于当时特定环境所采取的“靠山、分散、隐蔽”和进洞的选址原则给后来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不便，不过，在短短的几年、十几年间，上千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星罗棋布于中西部地区，成为推动中国西部工业化的“加速器”。在三线建设已成为历史、工业化奠基时代渐渐离我们而去的时候，三线已成为距我们最近的工业遗产。

　　隐蔽在巨型山洞中的816工程
　　“三线建设”，这个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因为保密，是不见于报端的。即使当时的人们说起，也十分神秘。今天的年轻人，更是少有所闻。2003年8月，“中国地下核工厂、世界第一人工洞解密”的消息，引起了世人的惊叹，勾起了人们揭开谜底的强烈欲望。
　　我们来到重庆涪陵白涛镇，沿着乌江画廊在崇山峻岭之间驱车约半小时，绕过著名的仙女山、芙蓉洞，才到达代号为816工程的建峰化工总厂。这个三线建设中的重点项目是中国第二个核原料工业基地，当年由中央军委决定、周恩来亲自批准兴建。一夜之间，荒芜的大山里涌来了两万多工程兵，在乌江边的尖子山上开凿了一个巨大的地下洞体。从1969年到1984年，漫长的15年中，6万多“愚公”挖出石方达151万方。最后，工程总投资达到7.4亿元人民币，总建筑面积10.4万平方米，洞内建成大型洞18个，道路、导洞、支洞、隧道及竖井130多条，最大的一个放置核反应堆的洞跨度达31.2米，有十几层楼房高。
　　其实，816工程只是三线建设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中的一个缩影。就像这个隐秘的洞体一样，三线建设也是一个在神秘面纱笼罩之下的国家巨大建设战略部署。
　　如果从卫星上俯瞰，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山区腹地。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它基本上是指不包括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在内的中国中西部。
　　在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海权”时代 中国脆弱的东部
　　当时三线建设决策不仅凝聚了毛泽东等中国决策者应对复杂战略形势的思考和筹划，而且还和中国的历史、地理环境以及国家安全有着深层的关联。
　　中国古代几千年处在“陆权”时代，中原王朝遭受入侵的威胁大多来自西北部游牧民族。在东部，浩瀚的大海形成可靠的天然屏障，十分安全。当世界进入“海权”时代，中国的安全格局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从1840年至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受侵略的七次大规模战争，无一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发端。而我国最发达、富庶的经济区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又都集中在东部沿海柔软的腹部。国家没有可靠的战略后方。
　　1964年，严峻的国际形势逼迫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建设西部后方的战略问题。8月2日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战火燃到了中国南部边界。毛泽东彻夜未眠，紧张关注着态势。8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
　　三线建设的决策就是在这样紧张而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确定的，当然这个决策也颇符合中国的地缘战略特点：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西部由南至北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青藏高原、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天山山脉、贺兰山脉等，海拔几千米以上，地势险峻，形成难以逾越的天然半月形屏障。东北部有大小兴安岭，也易守难攻。陆地疆域中惟有北部内蒙古高原中部，相当开阔，大部为沙漠、草原，是一条易攻难守的通道，须后退到陕西秦岭、山西雁门关一带方有险要可守。相对而言，东部沿海地势较为低缓，多为丘陵和平原，后退到太行山脉方有利据守。于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确定将川、贵、云、陕、甘、宁、青和鄂、豫、湘西部作为三线战备后方。
　　“两点一线”是川、贵、云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两点指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一线指连贯四川和云南的成昆铁路。邓小平将其形象地比喻为“钟摆式摆动”，即以攀枝花为中心，向北和东形成一个扇面三角区域，攀枝花的钢材运往成都、重庆，六盘水的煤炭运往攀枝花，成都、重庆的机器运往攀枝花、六盘水。

　　刻意追求在 恶劣的地理环境中选址
　　三线建设之所以艰难，不仅是因为西部地区缺乏工业交通基础，也因为当时为了备战，刻意追求在恶劣的地理环境中选址的原则。1964年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在向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当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还要进洞。
　　虽然这些选址原则是基于当时特定的环境，但却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却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不便。如陕西汉中飞机工业基地，下属28个单位分散在两个地区、7个县的3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其中一个企业被分散在6个自然村落中，而且加工装配零部件需要用汽车往返几十甚至几百公里倒运。这些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日新月异的尖端科学技术行业，例如电子、航空工业，因为信息闭塞，不能掌握世界新技术潮流，造成技术改造落后。
　　有的企事业单位位于深山峡谷之中，厂址靠劈山填沟人造小平台，经常面临山洪暴发、泥石流冲击等自然灾害。如陕西凤县、略阳一带位于山沟里的6个研究所和一个医院，1981年8月被特大山洪和泥石流淹没，通讯、交通全部中断，外界难以抢救，损失惨重。
　　正因如此，人们对三线建设的评价一直有很大分歧。有人说，三线建设投资效益低下，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有人说，当时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作出了过高估计，三线建设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
　　当改革开放来临、全国都在展翅腾飞时，许多三线企事业单位，这些徒有尖牙利爪的蛟龙，却深深陷在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动弹不得。1984年，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在成都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调整121个单位，其中关停9个，迁建和部分迁建49个，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到2005年，国家共规划安排调整项目201项，三线建设调改工作全部顺利完成。
　　经过“军转民”为中心的调整改造、发挥效益的再创业阶段。大部分三线企业实现了市场经济的涅槃。它们许多已经成为重要的民用企业，如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变为生产“神龙”轿车系列的东风汽车集团，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变成占世界产量第一的“嘉陵”摩托车集团：有些已经面向国际市场，如西昌导弹基地变为卫星城，用长征系列火箭为世界多个国家发射了卫星。
　　基于这样的现实，我们对三线的功过似应该有了初步的评判。早在1991年，江泽民在视察了三线建设重点项目攀枝花钢铁公司、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西南物理研究院后说：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中国历史上 空前的西部建设战略
　　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远，那么三线建设对中国西部工业发展所起的“加速器”作用或许会更明显些。
　　如果没有三线建设时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没有大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投入，更多的西部地区至今还会是一片荒芜的贫瘠之地，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会更大，这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国家在20世纪末期进行西部大开发、解决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战略任务将会更艰巨。反过来看，改革以来，若没有三线建设形成的西部经济实力，没有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及原材料等方面的支撑，东部沿海地区也难以取得巨大的成就。
　　毋庸讳言，三线企业搬迁以后，不少原来的遗址也陷于封闭和荒废之中。如何利用这笔丰富的工业遗产，是需要我们思考和挖掘的。